导言：明朝后期这种科学与宗教传播并进的局面，一直持续到清朝，直到康熙晚年因礼仪之争下令禁止传播天主教为止。

在历史上曾经来到过中国的欧洲人中，马可·波罗和利玛窦也许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两个名字。元朝时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·波罗，因为他的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，曾经让欧洲人对遥远的东方国度——中国产生过无限的遐想！利玛窦在明朝后期来到中国，则向中国人推开了一扇面向欧洲和世界的窗户。

马可·波罗(左)与利玛窦(右)

当年利玛窦违背了父亲想让他做一名律师的愿望，1571年他成为耶稣会见习修士，开始接受神学、古典文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训练。在罗马学院，利玛窦第一学年学习算术，第二学年学习《几何原本》、实用算术、地球仪、地理学，第三学年学习了古观测仪、行星论、透视画法、钟表以及与宗教有关的计算问题。

自1583年来中国，多年的传教经验让利玛窦悟到这样一个道理：借中国的士大夫来征服民众，借欧洲科学来征服士大夫。利玛窦深知，要争取中国的精英人士，就应该努力学习古典文化，同时要迎合士大夫阶层人士的趣味，满足他们在历法、天文、数学、地理和工艺方面的兴趣。他早期所接受的自然科学的训练，在中国派上了巨大的用场。

油画《利玛窦与徐光启的文化盟约》

徐光启于嘉靖四十一年(1562年）出生于松江府上海县，官至礼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。他不仅为明末重臣，还被誉为“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”，为西学东渐、中西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万历二十八年（1600年），徐光启在南京见到了利玛窦，后来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为他举行了洗礼，徐光启加入了基督教，并取教名保禄。从万历三十二年到三十五年（1604—1607年），他在北京跟随利玛窦学习和翻译西欧的数学、天文、地理和水力学，并在此后译出了《几何原本》《泰西水法》等著作。

李之藻也在万历三十二年开始跟随利玛窦学习，并且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《浑盖通宪图说》《圜容较义》等科学著作。

20世纪40年代，徐宗泽先生编《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》，收入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编译的书籍二百余种，其中历算及科学类的著作约三十七种，由此可见耶稣会传教士在明末清初传入西方科学之一斑。

传教士带来的知识，对于中国士大夫来说，是新鲜的。《明史·外国传》说：“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，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！”

利玛窦,汤若望等传教士参与修订新历

通过与中国士大夫们的结交，利玛窦1601年得以进入北京城，并给万历皇帝带来了礼物。礼单中包括以下物品：

1.天主像一幅；2.油画两幅，其中一幅是圣路加教堂圣母像的摹本，另一幅则是圣处女怀抱耶稣的画像；3.镀金边的金丝封面的每日祈祷书一本；4.镶有宝石的十字架一具；5.报时自鸣钟一座；6.三棱镜两块；7.缀以纯银链的三角形玻璃杯两个；8.大西洋琴一张；9.奥泰琉斯《月相》一书。另外，贡品中还包括一套世界地图册——《万国图志》，据说是欧洲著名的地理学家奥特里乌斯1570年出版的《地球大观》。

从这个清单中可以看到，超过半数的器物是基督教的宗教器物。皇帝本人对传教士们赠予的宗教器物毫无兴趣。尽管之前的士大夫们特别喜欢利玛窦的玻璃三棱镜，但万历皇帝对于威尼斯的玻璃三棱镜似乎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，他感兴趣的是自鸣钟。他如此喜爱自鸣钟，以至于担心皇太后也会喜欢上这个自鸣钟。

利玛窦和他的自鸣钟

因此，当皇太后要求看一看自鸣钟的时候，万历皇帝命人在将自鸣钟送到太后寝宫前，将钟的自鸣发条卸下。自鸣钟在皇太后的宫中停留了一段日子，一直没有发出声音。最后，失去兴趣的皇太后命人将它搬回到皇帝宫中，说：“我原以为它会自鸣呢！”一旁伺候的太监们知道皇帝的意图，也没人敢把真相告诉皇太后。

自鸣钟成了万历皇帝与传教士之间的联系纽带。后来，利玛窦曾多次入宫为万历皇帝修理钟表机械。之后的耶稣会士汤若望也曾经入宫为崇祯皇帝修理西琴。

皇帝对于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也产生过兴趣。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年），传教士熊三拔（SabbathindeUrsis）和庞迪我就奉万历皇帝之命，对利玛窦的《坤舆万国全图》进行注释。这本注释，后来经艾儒略（JulesAleni）与杨廷筠的加工，成了明代著名的外国地理书——《职方外纪》。

何兆武先生曾形象地说，“小小的三棱镜、时钟和地图”，“竟成为藉以敲破中国森严的思想堡垒的法宝”。当然，据说由于将自鸣钟引进了中国，利玛窦成了中国钟表匠的神祇。

在明军几次败于后金军之后，崇祯帝命徐光启负责督造西洋火器之任，令澳门葡商留京制造、教演大炮

利玛窦逝世后不久，到明朝天启年间，另一位著名的传教士汤若望也来到了中国。到崇祯皇帝朱由检统治时期，传教士在修订历法、传授火器使用之法等方面都活跃起来。

崇祯年间修订历法时，徐光启组织的历局之中，包括李之藻、李天经等天主教信徒，以及汤若望、罗雅谷等外国传教士。尽管“崇祯历”没有实行，但清初汤若望修订的“时宪历”，正是在《崇祯历书》的基础上完成的。这种科学与宗教传播并进的局面，一直持续到清朝，直到清朝康熙晚年因礼仪之争下令禁止传播天主教为止。

抛开宗教的因素不谈，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来华确实是中西文化交流上的大事。耶稣会士给中国人带来了地理学、天文学方面的知识。在利玛窦来到中国之前，中国从来没有过一幅真正的世界地图。历代的华夷图、天下图之类，实质上都是中国地图，附带着陆上接壤和岛上散居的夷狄。

收藏于南京博物院的《坤舆万国全图》是国内现存最早的世界地图

万历十二年（1584年），利玛窦在广东肇庆刊行了第一幅汉字标注的世界地图——《山海舆地全图》。利玛窦的地图后来翻刻了十二次之多。这些世界地图，体现了西方地理大发现后最新的地理学成果。它第一次告诉中国人“天下有五大洲”。而且，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也尽可能采用中文中已有的译名，如大西洋、地中海、古巴、加拿大等译名。通过利玛窦的世界地图，中国人的视野大为拓展。

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虽然在明代后期多次翻刻，大量印行，被学者们广为传阅和摹刻。但到了清代以后，它的流传已经不广，只是在清宫中保存了几幅，而一般人很难看见。这样，利玛窦世界地图从影响广泛到湮没无闻。利玛窦世界地图所代表的世界观，也没有冲垮中国传统的“天下观”。

利玛窦还曾经用铜铁制造天球仪和地球仪，讲述地球的位置和各星球的轨道。在李之藻的帮助下，利玛窦译编了《乾坤体义》。这本书所阐述的内容基本上仍然属于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。尽管这并不是当时西方最进步的哥白尼体系，但对于仍然习惯于天圆地方说、浑天说等理论的中国人来说，这种严格而系统的宇宙理论，已然是足以振聋发聩了。

叶向高（1559—1627年），万历、天启年间两度出任内阁辅臣，善于决断大事，任首辅期间，为明神宗出谋划策，调剂大臣之间的关系，更对维护太子正统、遏制魏忠贤的势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利玛窦还带来了近代欧洲的数学。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年），《几何原本》刻印于北京，影响很大。利玛窦死时，在讨论要不要给利玛窦葬地的时候，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就很公正地说：“仅其所译《几何原本》一书，即宜钦赐葬地。”

让中国人感到稀奇的，还有利玛窦传入的透视画法。这种绘画方式，讲究几何学、光学和人体解剖学的应用，与传统的中国画法有着巨大的差别，也引起了当时人们的兴趣。利玛窦还告诉人们，主管人的记忆的是人的头脑，而不是“心”。

耶稣会中国传教三巨人:利玛窦,汤若望,南怀仁

耶稣会士向中国传入西方科学知识的同时，也正面地将中国的文字、历史与文化向西方进行了介绍。在今天的意大利国家图书馆，还藏有罗明坚翻译四书的手稿。据学者考察，今天梵蒂冈图书馆的善本收藏中，与《易经》研究相关的明清传教士的中文或拉丁文手稿就至少有十多种。

在撰述方面，由利玛窦撰写、金尼阁整理的《基督教远征中国史》、曾德昭的《大中国志》、卫匡国的《中国历史七卷》等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书籍在欧洲广为流传，成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欧洲汉学的起源。

利玛窦还编写了一部用拉丁拼音来拼写汉字的著作，即《西字奇迹》。

利玛窦《西字奇迹》节选

如果历史可以假设，那么，如果16、17世纪传入的不是中世纪的神学教条而是近代的世界观和方法论，是西方思潮中的人本主义，是哥白尼、伽利略所奠立的近代科学体系，那么，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又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呢？

然而，耶稣会士传来的西方科技，还是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学者的知识，开启了他们的眼界。中国的一些士大夫对西方国家的名称和科学名词都耳熟能详，甚至拉丁文辞典也在中国士大夫中流传。在天文历算、地理、水利、火器方面，还涌现了一批专门著作。

这是有划时代意义的。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第一次西学东渐。然而，一场政权更迭，将这一切断送殆尽。清代入主中原后，文化上的保守和政治上的闭关政策，导致两个世纪后，中国对世界的认识还没有恢复到明末的水平。

西方描绘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的漫画

而在这两百年中，西方却经历着另一场暴风骤雨式的剧变：共和国、工业革命、全球殖民、海上霸权……历史的发展突然加速，在中国还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，“夷狄”裹挟着血与火突然出现在面前，这样的会面，令中国措手不及。鸦片战争不期而至。

鸦片战争，是一场双方信息完全不对等的战争。西方殖民国家通过不断的贸易、传教士活动和出使活动，已经搜集了大量有关清朝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情报，对清朝的军事力量有着充分的了解。而清朝则在盲目自大的以天下中心自居的氛围中，不屑于了解世界，甚至对已有的外部知识都无人问津。

鸦片战争结束清朝在与美国、法国签订条约后，这两个国家的代表分别准备了赠送给清朝的礼物，里边包括现代科学技术书籍、望远镜、火枪、蒸汽机原理、世界地图、各国概要等现代文明的成果，而出于狭隘的天朝上国心理，清朝拒绝了这些礼物。如果考虑这样的背景，我们会对清朝的战败有一个新的认识：这只是一个开始，清朝注定要在更猛烈的血雨腥风中才能完成自己的涅槃。

卜宪群总撰稿

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撰稿

华夏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